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能源政策現狀2024》報告,對過去一年的全球能源政策變化進行了跟蹤分析。報告認為,2022年俄烏沖突導致能源價格飆升,使得能源安全再次成為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重點。傳統能源安全問題不可忽視,同時清潔能源轉型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在關鍵技術及其所需礦物的供應鏈地理集中度上,地緣政治、極端天氣等還加劇了能源貿易路線的脆弱性。因此,各國在關注傳統能源安全的同時,必須解決清潔能源轉型的供應鏈風險和能源系統脆弱性,平衡可持續性、競爭力和安全性。要點如下:
1、政府對清潔能源的激勵措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自2020年以來,世界各國政府已為清潔能源提供近2萬億美元的直接投資支持(圖1),這幾乎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后承諾金額的三倍,其中大約80%的政府直接支出來自中國、歐盟和美國。
盡管2022年公共部門對能源價格的干預措施達到頂峰,但能源負擔能力依然吃緊。俄烏沖突導致的價格飆升使得2022年終端用能總支出達到10萬億美元,政府為消費者提供的短期支持總額為940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歐洲。自2022年以來化石能源補貼累計達2.4萬億美元。盡管隨著價格下降,各國取消了大部分緊急措施,所有G20國家仍維持針對特定消費者的支持計劃。
確保清潔能源供應鏈穩定已成為各國優先事項。清潔能源的制造高度集中在三大生產國,全球供應鏈容易受到干擾。近期主要政策,如美國《國防生產法》、歐盟《凈零工業法案》,均提出了國內制造業最低份額要求。過去四年,政府對本國關鍵清潔能源技術制造商的直接支持增至1700億美元,占同期能源支出總額的近10%。這些激勵措施主要集中在電動汽車、氫氣和電池生產,以及關鍵礦物加工。雖然約70%的專項支持來自發達經濟體和中國,巴西、印度和馬來西亞等新興國家也在增加支出。
2、清潔能源關鍵技術相關貿易政策正密集部署
過去25年來,針對電池、太陽能光伏、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和電解槽等新技術的貿易措施數量穩步增加。自2020年以來,與清潔技術供應鏈相關的貿易措施急劇增加,各國實施了近200項針對清潔能源技術的貿易政策,而此前5年僅實施了40項舉措。這些技術的最大進口商和出口商處于貿易規則變化的最前沿,很可能對清潔技術供應鏈、創新、競爭和經濟效率產生影響。其中,關稅調整、反傾銷稅和反補貼措施(包括歐盟和美國近期宣布措施)占2020年以來政策變化的近40%。同期,簽署了約50項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中近90%仍對清潔能源技術提供優惠關稅。
3、能源部門減排是各國政策的關鍵
占全球能源相關CO2排放量四分之三的國家已頒布能源績效法規。截至2024年,二十國集團(G20)中已有15個國家制定了涵蓋電力、工業、建筑、交通和燃料供應等關鍵部門的能源績效法規。自2020年以來,一半的G20國家更新了建筑能源法規,影響其70%的部門排放。2023年以來,占全球能源相關碳排放五分之一的35個國家通過了新的能源法規,重要更新包括新的乘用車和卡車燃油經濟性及排放標準,以及美國對化石能源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新規。澳大利亞和歐盟推出了新的燃油效率標準和氟化溫室氣體法規,烏克蘭制定了首個生物燃料混合授權指令。
整體上,全球在推進政策覆蓋面、嚴格性和執行方面仍有提升空間。政策實施的滯后和執行情況也可能削弱其影響。根據當前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DC),到2030年將能源部門碳排放量減少至320億噸。IEA評估發現,當前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無法滿足長期氣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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