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全球化疫情，對人類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疫病大流行總會過去，但是它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根本性地改變全球化。

 

疫情讓處于科技和金融頂端的美國，以及傳統的高端制造業國家，突然之間發現了一個大問題。他們賴以生存的許多生活和生產用品，大都來自于中國。離開中國制造，他們不僅是口罩、防護服和呼吸機之類的醫療用品不能自給，其他的物質供給，也存在巨大的供給不足。即使是他們國家的產品，其主要的生產線幾乎都在中國，如果離開中國，他們的產業門類和相關產業鏈，可能都存在問題。

 

同時，疫情期間各國各地區的隔離阻斷，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巨大沖擊，停工停產導致鏈上企業原有的產品訂單沒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貨也因為物流中斷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區的企業即便有復工復產的能力，也會因為沒有訂單、沒有零部件供應而處在不得不停工的狀態。

部分國家出于自身安全考慮，做出調整。比如日本，他們海外投資的企業，共有七萬家，其中一半在中國。如果中國出現問題，他們的生存就會堪憂。”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或許是他們的真實想法。

 

 

 

4月16日，韓國化工巨頭，韓國第三大跨國企業SK集團，大手筆拋售所持的中國燃氣集團全部5.35億股，該集團以每股作價21.15至22港元拋售中國燃氣股份，相比前一個交易日收市價折讓9.5%至13%，預計套現113.15億至117.7億港元。

 

日本、美國也做出相應“脫鉤”表態，令人警惕的是，其他發達國家可能會在未來積極跟進。

 

4月7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總額高達108萬億日元（約1萬億美元，約占日本GDP兩成）的抗擊疫情脫困計劃，其中一項規模2,435億日元（約22.63億美元）的“改革供應鏈”計劃曝光，文中提出了日本企業退出中國方案。

 

這筆資金將資助企業將產能撤離中國，包括用于資助日本企業將產線撤回日本本土的2,200億日元，以及用于資助日本公司將工廠轉移至其他國家，主要是東南亞，從而實現產業基地多元化的235億日元。

 

4月9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美國政府也有此計劃，具體方法是，對美企從中國遷回美國所發生的所有成本，在當年進行100%的當期費用化處理，也即允許企業將這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搭建、翻新在內的支出項目作為費用，在財務上對這部分金額進行稅前列支，抵扣應繳稅款總額，減少稅負。

 

早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這位美國政府著名的“鷹派人物”庫德洛就揚言，這個時刻是美國企業從中國搬遷到美國的最佳時機，美國就業率可以大幅提高。

 

供應鏈重組或已不可避免，只是時間和幅度的問題。根據目前粗糙的數據，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應鏈從中國撤出，這是因為貿易戰關稅的影響已經迫使它們對于替代供應商進行研究，病毒只是加速這方面的落實。從整體而言，供應鏈洗牌也未必是針對中國，而是對于全球布局的地區性分散風險。

 

在此基礎上，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秩序與全球化會朝什么方向發展？王勇主任認為可能有以下四個趨勢：

 

1.國家對市場的作用會逐步上升。美國優先、本國優先的做法，有可能會擴大。再加上中國模式日益擴大的影響，國家加強干預、爆發更多的“貿易摩擦”可能成為未來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2.大國戰略競爭將加劇，將會導致不同地區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與格局的重組，在東亞、歐洲與中東等地區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3.科技創新和競爭會更加激烈，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將出現，它們將決定各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

 

4.全球化兩個方向的選擇將更明顯，到底是開放還是封閉，是合作還是對抗？在關鍵歷史抉擇時刻，我們要汲取一戰、二戰與冷戰等歷史教訓，共同努力維護好全球化的發展勢頭，加強國際協作，加強全球治理架構，努力建設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其中，中美關系的變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2008年中美之間密切合作，是保證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再蔓延擴散的最重要政治原因；到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中美地緣政治關系全面緊張。

 

 

就化工產業鏈而言，短期內很難實現，至少需要3-5年。同時，撤資的也大部分是為國外配套的產品產業，為滿足中國國內需求的產業不會輕易撤資走人。

 

實際上，在中美貿易戰最為激烈的2019年里，多個美國企業投資的標志性工程是在這一年落地中國。將產業鏈大部分移出中國既痛苦又耗時，同時制造業轉移到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要離開中國，也非短短幾年時間可以辦到。